王年一 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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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8 13:49: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70年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伟大胜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次会议上令人震惊地出现了分裂。林彪集团在会议上的活动后来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关“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两个意见,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
  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怎么会成了“反革命政治纲领”?这些问题在当年就无人能解释清楚,人们疑惑甚多,议论甚多。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文革”已过去20多年了。当时的一些大背景今天已日益变得清晰起来,一些与之相关的情况也或多或少地有所披露。“庐山真面目”也应该让早已走出“山中”的人们看得更清楚了吧?近年香港及海外学者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著述,各抒己见,新论迭出,不乏真知灼见和值得借鉴、给人启迪的新视角、新观点。相比之下,祖国大陆学术界则对此较少涉及,涉及者一般也还停留于“文革”时期的定论。似乎是身已不在“山中”,思想仍在“山中”。诚然,由于许多历史文献尚未解密,许多高层内幕还无从知晓,给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只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即使从现已公开发表的有关文字中,也同样是可以作出新的分析,得出新的结论的。
  “设国家主席”是中共执政以来的定制
  有国家,就有元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元首有不同的职位名称。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以后,国家元首就不再是皇帝,而改为总统、主席。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这两个名称曾交替使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此前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协商后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起国家元首作用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这个集体,形式上实行的是集体元首制。但是,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实际上就是新中国的国家主席。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至此,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权力高度集中的“党政一肩挑”的党中央主席兼国家主席。
  1958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因毛泽东提出要退居二线多研究重大问题,中共中央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按照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提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宪法》成为废纸,刘少奇横遭批判、打倒,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致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残酷迫害中含冤惨死。在刘少奇被非法罢黜后,某些需要国家元首的场合由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以“代主席”身份出面。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共各级组织陆续恢复活动,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由中共中央确定谁担任新的国家主席,成为顺理成章之事。显然,设国家主席,是中共执政以来的定制。在刘少奇已被“打倒”,国家主席职位空缺多年的情况下,重新提出设国家主席,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而毛泽东突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则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不同意见
  
  中共“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已经达到顶点,当时谈到新选国家主席,当然是非毛莫属。任何人提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1970年3月,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3月7日(《周恩来年谱》记载是8日,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7日,此处依汪说),毛泽东和汪东兴谈话,作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毛泽东说明:“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和信中对此是怎么说的?无论过去的有关著述还是近年出版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都讳莫如深(有香港出版物称周恩来在信中最早提出了设国家主席和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但资料来源不详)。不过,毛泽东既是针对所阅文件而作的指示,由此可以推断,是草案或信中提到了设国家主席和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不与“副统帅”林彪,也不与周恩来或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商量,便作出了只能照办的指示而不是提供商量的建议,并要汪东兴第二天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
  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3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在批示中再次明确不设国家主席(批示内容不详)。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也有些人仍希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1〕。“有些人”具体指谁?不详。但可以断定,不仅仅是林彪集团的人。否则定会着重点明。周恩来委托叶群将有关情况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后,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去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得知后,让秘书回了这样一个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2〕此一问候,模棱两可,王顾左右而言他。既可以理解成是毛泽东委婉地否定了林彪的建议,但也可以理解成是对林彪的建议表示赞许和鼓励。至少,毛泽东此时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设国家主席和由他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
  4月11日,林彪向秘书口述了他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此意见同时报给了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北京中央政治局。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林彪意见,“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3〕
  自毛泽东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以来,事情出现了第一次转折。3月8日晚的政治局会议已经“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为什么在一个月零四天之后,政治局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显然也包括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在内)却又改变前议,同意林彪提出的应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显然,政治局多数成员认为林彪这个建议是正确的。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即使是此前不久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也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规定),毛泽东应该服从政治局多数的意见。但是,毛泽东却再一次以个人独断否决集体意见,在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为什么不妥?未谈。《周恩来传》称“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4〕其实,这哪里是毛泽东与林彪一人在各执己见,而是他与政治局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也包括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在内)意见相左。本来,在一个政党的领导集体中,个别人意见与多数成员不一致,是正常的。但这种个人意见居然可以否决多数成员的集体意见,则显然是不正常的了。
  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他还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得知仍有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显然不只是林彪集团成员,否则就点明了)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5〕
  鉴于毛泽东反复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7月1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小组会上发言时,又收回前议,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6〕
  事情发生了第二次转折。毛泽东的个人意见重新占了上风。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前夕,1970年8月22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庐山上他的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有关会期、日程、分组等事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7〕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并非只有林彪一人。而且,周恩来为了能使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得到毛泽东首肯,还尽量替毛泽东着想,提出了更实际的、应该是双方都能接受的考虑;康生则强调了“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压力很大”的处境,明显暗示了毛泽东的意见有违众愿,等于是在“将”毛泽东的“军”,甚至可以说是在以“大家”意见进行要挟。认真分析起来,在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具体“操作”上,他们都比林彪走得更远。而林彪这时只是“附和”而已。
  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会议上多数人并未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没有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毛泽东也没有因大家与他意见不合而发怒。列席会议并担任记录的汪东兴在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虽未谈到这方面的情况,但从他引述的二十多段对话可以看出,会上的气氛是平和的,并未发生尖锐的争论或对立。由此也可看出,当时“设国家主席”并非十分了不得的问题。
  外国学者有一个说法:“后来据说,毛泽东完全意识到林彪是要中央同意新宪法设国家主席,如果毛泽东坚持不当,则让他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毛泽东在全会前夕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说明,或许是一种激励。毛泽东当时想对林彪说,他真正反对的不是这个职务,而是由他来担任。因此,林彪及其追随者才有勇气提出设国家主席……”〔8〕这种“据说”、“或许”的说法,尽管被权威性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引用,但缺乏实际依据,学术价值不大。
  这是毛泽东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后,事情发生的第三次转折。政治局常委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也包括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在内)在已经明知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之后,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的个人意见又退居下风。为什么会这样?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政治局常委多数成员认为,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是正确的;二是他们显然不明白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如果明白了,那么即使明知不正确,也是可以“违心”地同意的——这方面事例并非少见)。善于揣摸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大概认为毛泽东只是不愿陷在繁琐的外事礼仪活动中,还十分周到地为他提出了免除这一顾虑的建议:“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
  据《周恩来传》记载:“对毛泽东已经多次表明态度的‘国家主席’问题,在常委会上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同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情况有关。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反映上来的讨论结果,康生作过这样的说明:‘根据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就不要。最后到底怎么样,请毛主席定。’‘因为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的时候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的意见。
所以,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9〕
  当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政治局委员和出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传达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意见。是否传达了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断定,没有传达“不设国家主席”的结论性意见。否则,在全会开幕式上林彪和康生的发言就会有另一种讲法,而在各小组讨论中的发言(比如汪东兴)也会是另一种讲法了。汪东兴在华北组讨论中发言时就讲了这样一些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10〕如果政治局常委会上已经通过了不设国家主席,他是绝不会这么讲的。
  汪东兴在回忆中说到他当时为什么会作那样的发言时,说是“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个说法显然不确。按照他的身份和经历,说他会把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其中有的还是由他亲自向政治局传达的)“忘得一干二净”,是无法使人信服的。
  客观地分析,不应是“忘记”,而有可能是出于这样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当时认为政治局大多数成员赞同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二是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不明白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以为毛泽东不同意担任国家主席只是谦虚的表示。只要大家都坚持,毛泽东最后就会放弃他个人的意见。这方面是有先例的。最近的一例是,在中共“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首先提出选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但周恩来和林彪都提出要毛泽东当主席,毛泽东仍坚持要让林彪当主席,而他当副主席。林彪只好站起来,仍然提出要毛泽东当主席,并一边呼喊“毛主席万岁”,一边号召“赞成的举手”,还带头把手高举起来,以这样的方式才带动全场“逼”得毛泽东不好再坚持原意,同意了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这是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都有目共睹的,记忆犹新的。谁都可能把这次设国家主席问题联想为与“九大”选举“大会主席团主席”相类似的情况。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据陈伯达在去世前回忆,大会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很短”的谈话,之后才开始开会。会后,陈伯达还特地问过林彪,他的讲话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11〕
  值得注意的是,大约考虑到毛泽东已再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林彪在开幕式讲话中没有再提“国家主席”,而是提的“无产阶级专政元首”。这可以看作是林彪顾及毛泽东意见而作出的一个让步。
  但有人坚持不作让步,此人便是江青集团的“顾问”,后来成为林彪专案组第二号领导人的康生。康生在林彪讲完后接着发言,他不仅表示对林彪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还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12〕
  可见,“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既不是林彪一个人提出来的,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始终坚持的。而是当时中共全党的意愿,是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也包括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的意见。而且,康生还明确提出了“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
  在当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各小组应该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以再听一遍讲话录音。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13〕显然,毛泽东也同意了。在各小组听录音过程中,有人(何人?不详,显然不是林彪集团的人,否则早已点明了)又提出要把林彪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得到大家拥护。周恩来让汪东兴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14〕可见,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并未表示反对。这可以间接证明,陈伯达回忆中林彪告诉他这个讲话得到了毛泽东同意的说法,是有可能的。毛泽东后来在南巡讲话中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这不大合乎情理。林彪事前同他作了“时间并不很短”的单独谈话,林彪讲话前又是他主动提出:“你们谁先讲?”事后他又毫无异议地同意了全会各小组学习林彪讲话录音,同意了将林彪讲话印发全会。这一切,哪有一点表现出他不同意的样子?总不好说这又是在搞“引蛇出洞”的“阳谋”吧?
  据汪东兴回忆:“24日以后,部份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15〕其实,按照当时情况推断,联名上书的人不会只是“部分”,而应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
  至此,庐山会议上并未因“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发生尖锐冲突。显然,毛泽东的“龙颜大怒”。并非因“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引起。
  
  江青集团告状致使形势逆转
  
  事情是从8月25日中午开始发生突变的。24日开始分组讨论后,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等在小组发言中提出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其他许多人也作了类似发言,攻击矛头明显指向了张春桥。在作这类发言的人当中,有各不相同的类型。
  一种类型自然是陈伯达、吴法宪等人。
  另一类型是汪东兴。汪东兴回忆:“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16〕汪东兴当时的身份非同一般,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的一些指示是由他向政治局传达的,因此他说出来的话,份量可想而知。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组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好像是汪东兴说的。”〔17〕
  还有一种类型是陈毅。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因所谓“二月逆流”问题受到凌厉批判,后来被毛泽东指名作为“右派”代表出席“九大”,在“九大”华东组讨论中遭到张春桥一伙多次围攻,受尽屈辱,这次被编到华北组,不再受张春桥一伙的围攻,总算可松一口气。他也作了赞同陈伯达意见的发言,还以亲身经历来说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确实有天才,谁要否定毛泽东是天才,他坚决不同意。以陈毅的政治眼光,不会看不出众人的发言是在攻击张春桥,如果说他是借此机会反击一下张春桥,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他却为此被批判为与陈伯达“二陈合流”、是参加了又一次“八月逆流”,那又太冤枉了。
  自然还有陈永贵这样坚信毛泽东是天才而跟着起哄的“大老粗”。
  在当时情况下,想要趁机打击一下张春桥一伙(即江青集团)的,决不只有林彪集团中人。动机各有不同,目标趋向一致。
  另一个应当注意的情况是:在各小组会发言中,并未对“设国家主席”问题发生争论,也没有人提出要林彪当国家主席。
  在庐山会议8月24日华北组小组讨论后反映发言情况而被毛泽东打成了“反革命简报”(“文革”结束后已经平反)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中记载:听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对于应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则是“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18〕没有人提出要对反对设国家主席的人也“应该”怎么怎么。从这份简报也可看出,对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会上并无异议,更谈不上冲突。
  25日中午,已经十分恐慌的张春桥、姚文元由江青带着去向毛泽东告了状,于是,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陈伯达作检讨……在后来南巡时毛泽东对华国锋说得很明白:“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19〕
  很显然,是因为看到江青集团遭到了攻击,毛泽东才“龙颜大怒”的。
  据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记载,庐山会议前,在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工作会议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矛盾开始表面化。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同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法宪主张在宪法中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则反对。以致吴法宪在会上叫嚷:‘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20〕
  从现已披露的材料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当时的公开冲突,主要是在“称天才”问题上,而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并未见到有他们冲突的例证。相反,作为江青集团“顾问”的康生,还不仅赞同关于设国家主席和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甚至还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向全体代表公开、明确地提出: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彪当国家主席(尚未见到有第二人哪怕是林彪集团中人公开提出这样的建议)。当然,康生后来闭口不提此事了,而只说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了。并且,这个惯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党内大奸”,还成了林彪专案组的第二号领导人。按照其乐于并长于炮制冤案的本性,谁能保证他唯独不会在林彪专案中做点手脚?从提议“林彪当国家主席”变成批判“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不正符合他反咬一口、倒打一耙的一贯本性吗?
  毛泽东在江青集团告状后,于8月31日写下的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中,竟只字未提“设国家主席”问题——而这是后来被他定为“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不批判这个“政治纲领”,不也费解吗?这说明什么?或者说明这个问题当时不好批,说不出什么道理;或者说明当时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冲突,不必批。
  表面看来,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冲突似乎只是为一个“称天才”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显然不会仅仅如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何在?这需要作另外的专门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并无矛盾冲突。不仅没有,而且从江青集团“顾问”康生的讲话来看,他们在这一问题上还十分一致,甚至一致到了康生主动推举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态度。显然,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和要他担任国家主席而发怒的(他已明知坚持这一意见的并非林彪一人,而是包括周恩来,包括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等人在内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但是,仅仅为一个“称天才”的意见分歧而发怒似乎也讲不通(因为“称天才”是他早已赞同并写进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江青集团告状后“龙颜大怒”?他为什么要公开站出来支持江青集团而反对林彪集团?为什么要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将庐山会议上这场斗争定性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当时,这是最为严重的定性了。经过打倒刘少奇“司令部”的斗争之后,人们都会懂得,所谓“两个司令部”,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某某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两个司令部是以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来划分的(绝不会仅仅是为一个称不称天才的问题)。林彪有什么不同于毛泽东的路线呢?当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著名学者梁漱溟曾在全国政协学习小组会上发言,坚持认为林彪没有公开的政治路线,无路线可言,不像刘少奇、彭德怀,都有路线,有公开提出来的,为国家大局前途设想的主张,而林彪没有。“你不能把他们不敢见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作路线。”因此,梁漱溟宣称只在林彪破坏“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一点上承认这是中共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21〕那么,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或曰“革命路线”的核心是什么呢?当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坚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林彪要破坏这一路线,是不是反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
  海外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林彪集团在“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后,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使已到手的权力不再受动乱的威胁,便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因而与想要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发生了冲突。
从国内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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