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年一 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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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31 16:50: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九大”召开前起草政治报告时,正在向林彪集团靠拢的陈伯达就与江青集团的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正面冲突。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称:陈伯达不与张、姚合作,独自组织人起草了一个报告稿,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张、姚批评陈伯达起草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不能用。张、姚在江青、康生支持下另行起草了一个报告。拿到中央讨论时,陈伯达又指责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22〕有的文章则明确说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报告稿是“按林彪意见撰写的”,当陈伯达指责张、姚报告稿时,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23〕
  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一段话明确谈到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周恩来所作的这个政治报告,自然也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应该能代表毛泽东的想法。由此可以推断,毛泽东对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改变态度,主要是怀疑其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要像刘少奇一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了。所谓“设国家主席”、“称天才”,都不过是借口——因为若要直接指斥“副统帅”、“接班人”反对再进行“文化大革命”,只会造成全国人民的思想混乱,增加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不过,能够证明林彪集团想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证据,尚嫌不足。仅有起草“九大”报告时的那些争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方面,当时陈伯达还只是在向林彪集团靠拢,尚未完全成为林彪集团中人,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他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并未给他什么指示,而且,当他未把毛泽东对他起草的报告稿所作的批示告诉江青等人,而被江青等人指责为“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召开对他的“批评会”时,叶群还在会上呼喊了“拥护江青同志”的口号。〔24〕另据当时担任林彪办公室秘书的张云生回忆,起草“九大”报告前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在林彪处商讨后出来时,他听到张、姚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由此看来似乎并不是陈伯达有意“不与张、姚合作”。后来陈伯达将写好的头三个题目初稿(预计写十个题目)拿到中央文革讨论时却遭到了张、姚等人的批判。叶群向林办秘书们传达时,只说是同情“老夫子”(陈伯达),但又要秘书们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内容时,不要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25〕这又说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知情。所谓“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报告”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陈伯达与张、姚之间在起草报告中的冲突,并不能说就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政治性冲突,客观地看,更多是带有“文人相轻”、“争功邀宠”的味道;另一方面,陈伯达与张、姚之间的这种争论,还可以解释为只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意图理解上的偏差。因为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26〕按照毛泽东这个说法,“九大”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底”了,自然应该考虑将主要精力转入生产建设。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的许多指示,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明确性、往往使人作出不同的甚至相去甚远的理解。而这种不同的理解,按当时的思维方式一“上纲”,就会被看作是“两条路线斗争”。今天自然不应再这样看问题了。
  毛泽东本人是在庐山会议结束一年之后才把“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纲上线”,作出严重定性的。1971年南巡途中的8月27日,毛泽东在同刘丰谈话中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27〕从这时起,“设国家主席”才骇人听闻地变成了“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
  
  关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就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想“篡党夺权”、“抢班夺权”。这种说法最早出自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28〕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他们”。按照这种说法,政治局常委中的其他人: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都提出并坚持应设国家主席,难道他们也都是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吗?显然考虑到这个提法不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毛泽东南巡讲话中,就把“他们”改成了“有人”〔29〕,把矛头集中到了林彪一人身上。
  毛泽东的这一说法,从此成为定论。即使在批判了“两个凡是”之后,仍然被普遍当作真理,成为评论林彪事件的一个主要论点。
  对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一说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他想当国家主席算不算个问题,二是说他想当国家主席有没有根据。
  林彪的法定“接班人”地位是怎么来的?众所周知,是毛泽东亲自挑选,并亲自带头“大树特树”起来的,而且是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在内的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竭诚拥戴和热烈支持下确立起来的。在中共“九大”期间,1969年4月14日大会通过了写有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内容的新《党章》后,周恩来专门作了拥护林彪作毛泽东接班人的讲话,并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歌颂了林彪的功绩(甚至不惜说出“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30〕这样的话)。这样的“接班人”、副统帅,一人之下亿人之上,想当一个并无实权、一切大事都得由“党”(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的、按毛泽东的说法只是个“形式”的国家主席,又有什么了不得?怎么算得上一个问题?即使他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能因此定罪。言者尚且无罪,更何况“想”者。或许有人会说,林彪并非只是想,而是有“抢班夺权”的行动。但那已是在毛泽东对其作出“有罪推定”之后的事了。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这是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中国国情和历史事实的。毛泽东早就在十多年前自愿让出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了,自“文革”以来这个位置更是毫无任何实权了,想坐上这个位置怎能说是向毛泽东“抢班夺权”呢?毛泽东反复强调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要篡党,就应该是篡夺党的领袖位置才对。国家主席权大还是党的最高领袖法定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权大?这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明白的常识。
  也有人说,林彪是怕自己死在毛泽东的前面,才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这也是讲不通的。国家主席并无实权,同死在前还是死在后有何关系?况且,毛泽东对此已有相反的说法。毛泽东在南巡中于1971年8月17日对刘建勋、王新、刘丰、汪东兴等人是这样讲的:“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31〕请看,毛泽东的担心截然相反,他认为林彪是看他快要死了才急于想当国家主席。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有根据吗?
  
  迄今为止,谈及这个问题的文字都只举出了一个证据,即叶群对吴法宪讲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唯一的证据只能算孤证。仅以这样一个孤证来证明林彪有想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显然是不够的。何况,这一孤证的可信程度极低。
  其一,叶群的话不一定能代表林彪的意见。众所周知,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上、作风上、思想上、政治上,都有不少分歧,叶群经常打着林彪的旗号办一些她自己决定的事情,林彪并不知情。据“林办”工作人员讲,叶群私自搞来的许多文物、字画,在大院里修建的游泳池,林彪都不知道。甚至连林彪的爱女林立衡不堪忍受叶群的毒打折磨而自杀未遂,林彪也一点都不知道〔32〕。“叶群为了控制空军,控制吴法宪,把一儿一女安插到空军,并背着林彪暗示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豆豆为空军报社副总编,是林豆豆在一年之后跟林彪说的。林彪大怒,熊了叶群……”〔33〕不管林彪是什么用意,但可以说明叶群打着林彪旗号办的事并不等于都得到了林彪的指示。因此,对叶群说的那句话的准确理解应是“叶群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而不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此外,即使叶群讲这句话确实得到过林彪的授意,能代表林彪的意见,但从法律角度讲,也不等于是林彪说的话。
  其二,吴法宪“交待”的这句叶群讲话,是否真实,值得怀疑。至少它不是叶群的原话。因为叶群对人讲话时从来不直呼林彪名讳,而只称“林副主席”或“101”、“首长”。
  其三,如果林彪真有此意,他就会跟几个心腹大将都打招呼,绝不会只给吴法宪一人讲。但其他几员大将及“小舰队”成员都无此交待,可见他们都不知此事。同时,叶群生性爱唠叨,在请人“改诗”(改好后冒充她或林彪的作品)时,她就一边给找来改诗的空军干部打招呼,要求保密,怕传出去被人笑话,一边却又忍不住另找了“林办”秘书和《空军报》社、空军司令部的其他一些人。〔34〕结果是她自己没有保住密。林办秘书张云生说:“叶群的嘴像个破瓢,她是不肯‘保密’的,特别是当她认为透点风声对自己有利的时候。”〔35〕对“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需要众人支持、配合的大事,她怎么可能只给吴法宪一人讲而不给黄永胜等其他心腹透一点口风?实在有悖常理。
  其四,吴法宪这个“交待”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1年10月21日作出的,当时他刚被逮捕,正受到中央专案组突击审讯。由那个在“无法无天”年代里按照最高领袖意旨而设立的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中央专案组搞出来的审讯结果,是否可信?著名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谈到中央专案组如何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平反冤案时,回顾了中央专案组在“文革”中是如何炮制冤案的:“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书中列举了中央专案组为逼供贺龙“叛变”和“政变”的材料时的胡作非为:在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的牢房床头吊上300瓦大灯泡,不交待就折腾得他整夜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中将被整天罚站,不准小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打得昏死过去后,由在场医生弄醒过来又接着打,打得他浑身内伤,血染衣衫,临死前还被从病床上拖下地“向毛主席请罪”;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中将被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中将被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打得乌紫,骨瘦如柴,便浓流血……有的将军就是在这种审讯中被迫“交待”了贺龙的所谓“叛变”和“政变”材料,有的“交待”后又翻供,再被拷打又“交待”〔36〕……如果说这样的专案组对其他将军都残酷无情而对吴法宪却会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依法办事”,那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或许有人会说,那些专案组的许多人员不正是林彪集团派去的,专案组的许多违法行为不正是林彪集团提倡和纵容的吗?其实,人们都熟悉“请君入瓮”的历史典故:唐代周兴与来俊臣同为武则天倚重的酷吏,二人曾狼狈为奸以酷刑对犯人逼供,炮制了大量冤案。一旦周兴被控谋反,武则天授权来俊臣对其审讯时,来俊臣也照样会毫不留情地以周兴设计的酷刑来对待周兴了。何况,中央专案组一直由康生、江青直接掌握,而吴法宪是公开反对他们时在前台跳得最凶的,他们岂能不对其恨之入骨而格外“关照”?再说,直到1972年12月18日,毛泽东才作出了“应一律废除”他似乎一无所知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指示——此时距吴法宪在这种审查方式盛行时作出“交待”已有一年多了。
  其五,即使这个“交待”是真实的,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而在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并不可能知道,自然也不可能据此判断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判定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没有根据的。
  总之,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缺乏充足的证据。然而,却有另外一些间接的证据,可以说明林彪不见得会想当国家主席。
  林彪身体不好。据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干部回忆:“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37〕出席中央的会议都嫌恼火,是不是还愿意经常参加礼仪性的国事活动呢?
  林彪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而当国家主席则必须频繁地与外国人打交道。林彪秘书张云生曾亲见林彪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巴卢库“热情地上前和他紧紧拥抱,林彪笨拙地接受了这一礼遇。……坐下来通过翻译寒喧了四、五分钟。这次接见结束后,林彪回来一见我们工作人员就大有感慨地说:‘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38〕林彪此后就不再单独接见外宾了。林彪还想当那需要频繁从事外事活动,频繁“受洋罪”的国家主席吗?
  曾在林彪办公室工作过的官伟勋回忆:“据林彪身边的人讲,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托病不出,在大连休养,是毛主席派秘书去叫他,让他一定出席他才来的。让他当‘接班人’,他‘不接受’,并写了文字报告,毛主席做了批示还是让他干。后来,他曾把这个写有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撕得粉碎扔进痰盂里,叶群又捞出拼好粘到一块……”〔39〕在林彪身边担任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也回忆说:“1966年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从林彪的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40〕
  既然连位高权重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都不情愿当,在当时“以党代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反动的多中心论”的体制下,林彪反而会去觊觎徒具形式的国家主席职位吗?况且,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只凭毛泽东的个人意愿就可以随便拉下马来,惨遭迫害致死,这已很能说明问题。这是连普通老百姓都能明白的道理,林彪能不明白?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设和不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有什么理由呢?我们再看看他在1970年3月至8月间的几次“最高指示”:
  ⒈(3月7日)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⒉(4月12日)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⒊(4月下旬)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⒋(7月中旬)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⒌(8月22日)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⒍(8月25日)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在这几次指示中,第一次,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第二、三、四、五次,无论是说“我不能再作此事”,还是说“不要把我当曹操”,“不要因人设事”,都只是说的他本人不愿当国家主席。所谓“因人设事”,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国家主权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当成只为他一人而虚设的可有可无的职位了。第四、五两次指示中都说到国家主席是个“形式”,表明他缺乏现代国家的观念,还多少流露出一些“朕即国家”的意味,都不能算什么理由。第六次则更是蛮不讲理,以势压人了。自己不愿当国家主席,就不允许设国家主席,这算什么理由?
  再来看毛泽东为什么不愿当国家主席。对这一点,他在有关指示中从未说明(这也是导致许多中央领导人一直坚持要他担任国家主席的原因之一)。但是在他引用的那个《三国演义》典故中却含有这样的意思:当国家主席只会让他早死。孙权上书请曹操当皇帝,正是曹操杀了华陀之后,病势急重之时。曹操知道孙权此计是想将刘备的攻击锋芒转移到他身上,他一旦丢掉“拥戴汉室”的旗号废帝自立,必将招致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只会死得更早。因此他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在庐山会议期间,8月25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各组组长会议前,毛泽东向许世友说的一句心里话也表明了这个意思:“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在会议上他当众说得更明确:“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
  曹操是怕遭到更多的人反对而早死,毛泽东是怕什么促其早死呢?显然不只是怕过多的礼仪活动操劳,因为周恩来已为他设想了解除这一后顾之忧的具体办法。那么,他也是怕遭到更多的人反对吗?为什么当了国家主席会遭到更多的人反对呢?他没有明说,似有难言之隐。
  国内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为了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因为,要想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是很简单的事。以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只要他明确提出另一人为国家主席,可以肯定,必然会得到“热烈拥护”,“一致通过”。但是,他并未公开提出任何别的人选。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回忆,他看到过两份当时叶群与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记录,叶群请毛泽东秘书转告主席,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并说“这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愿望”,毛泽东秘书回电话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了林彪建议,“主席听后‘笑了’。主席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但这两个电话记录是叶群事后口述让秘书于运深追记的,于运深认为:“谁知是真是假?”〔41〕而且,即使是真,毛泽东这个“让董老当国家主席”的说法也并未再公开提出过。实际上也就是说,任何人当国家主席他都不同意。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另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担心别人当了国家主席他又会大权旁落。国内有学者提出:“从1959年直到‘文革’开始,随着中共中央主席与国家主席职务的分离,两者之间协调程度不断下降。同时,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显得越来越活跃,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某些时候,刘少奇甚至成为事实上与毛泽东分工负责的最高领袖之一。这种情况本来无可厚非,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实权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最高地位,当属天经地义。但在我国,这却带来了国家实权元首制度的彻底崩溃,实权元首制度本质上与我国政治制度所规定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相冲突,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必然地排斥国家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政治制度还不太完善,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至高无上的情况下,国家元首的地位和作用过度扩张,并不是人们对制度和行为深思熟虑的结果,它必然带来国家元首制度的根本性崩溃。”〔42〕
  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有一定道理,但还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还有待专门探讨。
  其实,对于设国家主席问题,早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久,全国开始讨论没有了国家主席条文的“新宪法”草案时,著名学者梁漱溟就已发表了一针见血的意见:“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现在的‘宪草’没有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43〕梁漱溟虽然身在“文革”时期,也饱受“文革”冲击,但是他的思想特立独行于“文革”之外,精神世界不在“山中”,因而能提出这样大胆而精辟的意见。
  只要摆脱在“文革”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抛弃“两个凡是”的观点,我们就可以发现,以往奉作“英明指示”的毛泽东有关不设国家主席的言论,并没有什么道理,而且还十分不讲道理,对事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大事完全以个人意愿为标准,意气用事,独断专行,动辄以大帽子压人,以发火、赌气相要挟。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次较为充分的暴露。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后来把“设国家主席”与批判林彪集团联系起来了,搅在一起了。而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得以爬上高位,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坏事,犯下了许多罪行。于是,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的无理便变成了有理,甚至是有功。“庐山真面目”便被罩上了一层人为的迷雾。
  对于林彪事件,《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论断:“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而最终得以遂愿,不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吗?“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批林中一度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曾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问题,遭到了毛泽东的阻止和责难。毛泽东的批林,实际上正是其“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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