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的身份与《水浒传》对各类刑事案件的白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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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7 11:14: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水浒传是一部“元末社会犯罪实录”,其内容接近于刑事案卷卷宗,呈现了大量的犯罪细节、流程和技术。
如潘金莲毒武大郎后,担心他死不透,骑到被子上来,假意说我帮你发汗。随后将其闷住死透。这类笔墨已经不像是传奇或者武侠小说,而非常接近于刑事现场描写。
水浒虽称一百零八将,主体内容还是五个人的列传: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武松。这五个人当中,除了鲁智深被通缉在逃,剩下几个都有被审讯、定罪、充军、流放、刺文、下狱的经历。监牢、官司类的事务极其之多。虽然写英雄好汉免不了吃官司,但是官司描写如此之多、细节如此翔实,也很罕见。
水浒作者施耐庵的身份一直没有明确答案,比较常规的说法是生于兴化白驹镇,当过山东的县官,追随过张士诚造反。我不懂考据,就从读水浒产生的直观感受,对施耐庵的身份有几点猜想:
1、此人没有在政府高层(乃至州郡级以上)的工作经历,对于朝堂的描写比较苍白。
2、此人对于江洋大盗行事过程,异常熟悉,异常平静,有大量的事实细节。参与张士诚或者其他造反组织的可能性比较大。
3、此人对于刑事诉讼的流程非常老到。而且宋江的宋代原型是个英雄人物,作者却给他在小说里安排了小吏身份,即山东郓城押司。很可能是作者的投影
我怀疑施耐庵有过元代县一级政府的刑名方面的经历,比如六房书吏中分管刑名,或者是刑名师爷。
我们引用一份当代2013年的《司法判决文书》,是我从司法判决文书网截图而来:
(截图来自司法判决文书网)
然后我随便又翻了一页水浒,第十二回《汴梁城杨志卖刀》:
“牛二喝道,你说我打你,便打杀直甚么。口里说,一面挥起右手,一拳打来。杨志霍地躲过,拿着刀枪入来,一时性起,望牛二颡根上搠个着,扑地倒了,杨志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死在地上。”
杨志卖刀
可见内容形式和司法判决风格十分相似。
又,看到杨志被审之后的描写,几乎是专业名词大全。
“推司也觑他是个身首的好汉,牛二家又没苦主,把款状都改得轻了。三推六问,却招做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满,当厅推司禀过府尹,将杨志带出厅前,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那口宝刀没官入库。当厅押了文牒,差两个防送公人,把七斤半铁叶子盘头护身枷钉了。分付两个公人,便教监押上路。”
可以说是一套古代司法流程全景,二十句话用了十九个专业术语,施耐庵对此可谓纯熟。
(二)
书中有很多情况,接近于真实经历。如王伦要求林冲投名状一事,近于江湖隐密,施耐庵写了出来。
在古代,资讯传播比较困难,涉及到到江湖隐密,更是很难通过文献资料获取。需要第一手经历资料。根据推测,施耐庵即非参与张士诚造反组织,也很近似一个大型犯罪组织的高级管理层,就是江洋大盗的当家人之一。很多事情可能出自于亲历,以及身边人的故事。
例如投名状,银能染毒(武大郎的骨殖染黑了银子),戴宗的监狱里打杀威棒,以及张横的板刀面馄饨面江湖切口。我们后面评书和武侠看得多了,并不希奇,而水浒却几乎是最早引入了这些概念,他们都是学习了水浒,不再有谁真有此等经历。
又例如王婆教西门庆勾搭潘金莲,——事情发生在街面,但一定取材于江湖。非常的技术流。这应当是下九流里面的门类。是江湖上拍花、做戏、仙人跳、做皮条客一类的老手段。先讲潘驴邓小闲,又说分三个步骤,小娘子肯拾筷子有几分,你摸了他的小脚有几分。
王婆教西门庆勾引潘金莲
这里面,有章法,有节奏,有过程。今天社会上,仍有人做这门营生,以一整套流程诱引妇女上钩,然后勒索生财。金瓶梅虽然生动,但是也没有如此老辣情节,虽然渔色,并不是江湖手段。 若说这些是水浒作者空想出来,那这份凭空制造的想像力也太吓人了。今天我们看水浒是传奇,当年也许有很强的纪实文学成分。
类比一下,相当于今天写一本书,把整个中国地下社会进行整体描绘,我随便举几个在社会上道听途说的例子:例如偷盗,上海偷车者用台湾的解码器破解锁车(所有车都能解锁),连夜开车到山东和安徽地下车厂,改挫发动机和大架号,喷漆改装,18小时就可以漂白交易,或者分解为零件。
例如目前赌场已形成了一套体系。例如设了几重哨卡。第一重流动哨在公安局派出所门口,警车一出门就要报告。第二重流动哨在主要干道路口,第三重在小区门口,第四重在单元楼门前。他们的邀约的方法通常是马老板过来玩玩,来了一起吃个饭,把手机交上来,大家一起到一个玻璃漆黑的面包车上,转了半小时到地方。赌桌每一桌赚的钱,都会抽水百分之五,然后放进赌场老板的铁箱子(由老板亲信小弟用手铐铐在一起),晚上老板开箱。又例如刘慈欣在《三体》中,通过警官大史之口,讲出有人通过一段钢丝绳偷下来一节火车皮的事件。主要要在岔路口通过扳道时的配合,等。
这些事实还不是高等级犯罪,也不是成组织性的犯罪,放在水浒不过是鼓上蚤时迁,石将军石勇,催命判官李立之流,而《水浒》所写,其层级相应于当时的社会,远比我描述的这些事件要高,要更加的现实狠辣。
(三)
后世对水浒多有改编,多是出自价值观和目的不同,篡改了《水浒》的本来面目。历朝历代出于各类目的,逐渐把一部犯罪事实集成之作,包装成一本中国的英雄侠义之书。把一些真实的黑暗人物,改成了“英雄”。把“乾坤生我泼皮身,天生就是爱杀人”的事情,说成了“朝廷黑暗,被迫无奈”。
例如林冲在被王伦要求纳投名状下山杀人,两天都没有下手。在一九九八年版央视第8集里,这个细节被改成林冲看见过路人非常可怜,不忍心下手。而原文是,林冲被王伦要求纳投名状,林冲说,“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写”,朱贵解释,是“到山下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便无疑心”。林冲说的是“这个也不难”
林冲第一天没看见过路客人,比较闷闷不已。第二天,“伏到午时后,一伙客人约有三百余人,结踪而过,林冲又“不敢动手,让他过去”
林冲不忌讳杀人。而且人多还不敢下手。这是比较真实的。生闷气也是等不着人。央视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这个人物。
又比如几版电视里,郓哥都改得正义天真。而书中卖梨的郓哥向武大举报,也并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嫌王婆“马蹄刀木杓里切菜,水泄不漏”。意思是半点油水也让别人吃不到,坏了我自己的营生。这里的郓哥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其老到世故已经浑然天成。
后来武松找他作证,先拿了五两银子,他心道,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陪他吃吃官司何妨。一个在街头窝爬滚打的少年,正当有此气质。施耐庵就这几笔白描,比之少年杨过还要老辣几倍。
(四)
《水浒》在审美上,呈现出一种法医式的平静,又有一种法官式的冷峻客观。能够无态度、无预设、无是非善恶、无价值观倾向、不下结论地观察整个流程。对于杀人、劫掠、毒杀,有一种不动声色、一步一述的气质。这使得《水浒》有一种纪录片式的美学气质。
《水浒》与东野圭吾的《白夜行》,美剧《绝命毒师》《冰血暴》,昆汀的《低俗小说》,杜琪峰的《枪火》,巴西三部曲的《上帝之城》,以及内地的《追凶者也》《无证之罪》(不是《教父》这类传奇式作品)这些作品气质相近。不过这些作品的境界,始终没到水浒的“无情”和客观审判式的态度。因为他们毕竟是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来的,水浒的作者是真正的亲历者,而且是大盗。《上帝之城》对于贫民窟的屠杀,《告白》里的未成年相互虐杀,《湄公河行动》里的儿童轮盘赌,这些作品虽然残酷,但是导演们还有一层“惨痛激烈”的心理。
而水浒作者极其凶恶,极其平静,极其无情,习以为常,乃至有一种淡看杀人的味道。甚至异常轻松,津津乐道。《水浒》如果翻译成当代社会语言,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消受,单是李逵随手把儿童脑袋砍成两半就吓走了一半观众——这和曹雪芹之写红楼梦近似。
红楼梦前描写相府的爱情故事,大都是“非贵族”的书生所写,大概就是女驸马、西厢记、醉打公主这种戏文,相府千金如何看中了哪位书生。红楼梦写出来。把所有的空想的戏剧性传奇都淬炼殆尽,提供了大量写实、极尽的真实、海量细节的轰炸。原因非常简单,且不论文学水准,曹雪芹乃是荣国府类型生活的亲历人。而同理,施耐庵是江洋大盗、杀人劫掠事件的当事人,自然见惯不惊。中国从春秋起,有良好的史官传统,也就是一种“纪实”的传统。如孔子所说“述而不作”,不作评价。
水浒传》对于自身的态度,是非常节制的。全书除了招安后第一回,陈桥驿宋江斩小卒之外,我没看到施耐庵为了情感安排任何情节。技术上有细节,他会多写两句。对于悲惨苦痛,生死离别,他从不描述,绝无闲笔。
(五)
虽然我认为客观展示已经是最大的意义本身。但是还是有人会问:既然作者全书毫无态度,既没有悲愤和批判,也没有歌颂和意义。那他写这么一本书的目的在哪里?我的猜想有两个。
1、学习司马迁。古代文人多数有此目的,例如蒲松龄也称自己是异史氏,在序言中写是替鬼怪精灵写作《幽冥之书》。施耐庵的意图是,将自己亲见亲历的江湖人物。无褒无贬,给整个地下社会做一部史记。以“史官”的态度替黑色世界做列传。这是一本杀人者本纪,逃犯世家,江上劫掠者列传。
鲁智深的顿悟
2、示现地狱。也许水浒有一个深层的哲学目的。就是展现佛教所说的六道里的地狱道,修罗道。或者就是所说的大杀大奸大恶的“婆娑世界”。从第一个主人翁鲁智深这个人物的杀戮和开悟,智深有一套即将圆寂,临终前的偈语,也许是作者的本意: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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