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平:知识分子面临巨大危机,文化重建迫在眉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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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8 10:59: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一次见到杨平是在今年年初的一场论坛上。这些年,杨平一直活跃在思想界,用他自己在活动中开玩笑的话说,从80年代投身媒体到现在,经历了多次重大思想浪潮,他在思想界从“后排”、到“中排”,现在坐在了“前排”。
杨平早年在海军部队服役,1980年转业到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这个如今人们趋之若鹜的“钱袋子”单位,一直喜欢舞文弄墨的杨平却觉得没什么吸引力,在银行待了5年半,他选择跳到媒体。此后的32年间,杨平辗转《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华夏时报》《资本市场》等多家媒体,先后创办《战略与管理》杂志和《文化纵横》杂志,期间参与发起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与此同时,时代也已悄然转变。这三十多年间,市场社会推动经济一路高歌,“金钱至上”的观念重塑了各种关系,金钱之外,社会暴露出严重的文化、精神危机;媒体形式不断变迁,在互联网、大数据、碎片化等概念的信息聚合平台冲击下,传统媒体影响力一落千丈,而新兴媒体乱象丛生;知识分子不断分化、没落,在孕育着巨大变革的新时代和现实的“反精英浪潮”面前,曾引领思想热潮的知识分子们如今束手无策、黔默不语。
从80年代走来的杨平这一代人开始老去,社会的新一代年轻人却饱受争议与怀疑。随着技术革命带来的物质丰盛、大众文化的流行、思想浪潮的退场,如今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上一代人的热血和心忧天下的情怀,尤其是90后,他们仿佛更着眼于当下,注重现世的享乐,被认为是沉浸于“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和自己的小圈子,对时代和命运的挑战茫然无知,对个人、社会发展的困境放弃抵抗的“佛系”一代。
我很想知道,对于一个一直深耕于人文思想界的媒体人而言,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在这种背景下,仍然坚守着传统媒体阵地的这一批人,还怀着怎样的理想,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作为一个90后,我也很好奇他会怎样看待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当下年轻人对于时局的困惑,他会有着怎样的思考,在银行、报业、杂志、公益多重跨界的丰富经历,他又能否给年轻人的前行路途带来一些方向上的指引。
采访当天,杨平戴着墨镜开车过来,微笑着探出头来跟我们打招呼,发白的发丝和他的身板一样笔挺。极具力量感,笑容很亲切,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坐在硬板椅子上,在镜头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坐姿,这使得他的腰腿都有些疲累,但或许是这些问题使他不吐不快,他一直滔滔不绝,谈到兴处时顾不上口舌干燥,不愿停顿地催我“继续问吧,有点说上瘾了”。
(采写:游海洪)
杨平,历任《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战略与管理》、《华夏时报》等单位的编辑、记者和总编辑,获得十余项各类新闻奖。20世纪90年代,参与创办《战略与管理》、担任首任主编,该杂志影响并引导了90年代中国大陆的战略研究。2000年初,参与发起中国大陆首家由两岸三地近百家企业组成的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担任秘书长。2007年—2008年,担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执行干事长。2008年至今,创办《文化纵横》杂志社,担任社长,并兼任修远基金会理事长。
谈杂志: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跟着变,不变就得死
凤凰网文化:创办《文化纵横》是2008年,那时候网络热潮已经开始兴起,正是门户网站的黄金时代,而现在又进入了一个竞争更激烈的新媒体时代,但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文化纵横》作为一本民间组织主办的刊物,生存了下来,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在高喊“纸媒已死”的浪潮中实属罕见,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从一本纸质杂志的生存来说,您们是怎样走到现在的?
杨平:首先就是说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跟着变,不变就得死,这个很正常。对于我们来说,刚开始做文化《文化纵横》面对着两个形势:一是同类期刊非常多,我在办《战略与管理》的时候,思想类的杂志也就大概四五种,办《文化纵横》的时候已经大概有几十种了;与此同时,互联网网站兴起,然后是微博,后来是微信,不断出现新的媒体形式,这种冲击是非常剧烈的。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按照传统媒体的生存方式,不管是通过发行量,还是通过广告,基本都行不通了。
所以就开始要变,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方法,第一是专注做好内容,把内容变成思想文化领域最纯粹的精品,内容往深做,同时又使它对大众具有真正的可读性和影响力,把它打造成公益产品的形态,然后去吸引社会的支持。有一些企业和机构对于思想文化类的产品是非常感兴趣的,也非常愿意支持。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吸引了一些有思想文化诉求的企业和机构来支持我们,成立了基金理事会。
第二,我们不单纯是一家媒体,我们还是一家研究机构,不仅仅是简单的约组稿子刊发就完了,我们还针对议题,进行后台的研究。我们有一个研究团队,研究团队联络了将近100名各界的优秀学者,同时我们杂志还联络了将近1000名学者,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资源,形成了研究能力。我们通过这种研究能力在外部承包课题,承包课题别人会给课题费,这样就把我们团队养了,进而来支持杂志的生存和发展,我们现在还在探讨新的路子。
凤凰网文化:这种承包研究课题和商业的赞助的方式,会不会影响到研究内容的独立性?
杨平:我们还是把它尽量合一,一个机构有自己独立的追求,我们的宗旨是文化建设,研究的内容都主要集中在文化、意识形态、政治领域。我们有自己研究的主脉,凡是符合这样一种追求的我们就可以考虑合作,如果说有一些研究纯粹是为挣钱的,那我们就不做了。我们尽量做到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追求和外部机构委托我们的课题方向一致,这样的话我们才做。
凤凰网文化:那面对网络热潮和新媒体热潮的冲击,《文化纵横》有没有通过哪些途径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呢?
杨平:当然了,我们在2014年就开始做微信公号了,那时候思想类、评论类、学术类的期刊都还没有这个意识。我们做的是深阅读,每天发的文章平均字数都在8000到10000字,字数是不少的,可是你会发现在一个高速流动、信息爆炸的时代,其实人们对深度思想是有需求的,所以我们办了四年,目前粉丝数已经达到十万了。当然,我们没法跟那种粉丝数动辄百万的比较商业性、社会性的微信公号相比,但作为一个深阅读的微信公号,我们这个量级还是比较少见的。这几年我们影响力的扩大,很大程度上跟微信公号的建设有关系。
我们办微信公号相当于新办一本杂志,虽然叫的是“文化纵横”的名字,内容跟原来我们追求的风格也有大致相同的地方,但是稿件的来源、品类和显现风格都已经完全不同,所以基本上是做一个新刊,我认为这样的一种新刊今后很可能会替代纸刊,但是眼前这个时间还不成熟。
凤凰网文化:《文化纵横》的宗旨是“文化重建”,在2012年您们举办四周年论坛时,有一个学者谈提出“重建”其实是拆完了建什么的问题。其实大家对这个命题也有疑惑,“文化重建”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杨平:对我们来说“文化重建”的含义就是价值重建。我们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感受,经过40年改革开放,在当代中国,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但是人们却普遍焦虑、内心不安。精英阶层不明白方向,对这个国家的文明究竟往哪个方向走,争议不清,缺乏统一的价值,缺乏明确的方向感。普通百姓缺乏是非观念,我们看到道德匮乏的现象随处可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人倒在路边无人去救,这种我们最痛恨的社会风气却在蔓延。所以,这样的一个时代是需要价值和文化重建的,没有一种所谓新的文化和价值的建设,就不可能给这个民族的精神层面的支柱,这就是我们认为的最尖锐的问题。
财富增长的问题其实是有很多人去解决,大家已经作为一种本能在做了。国家的外交、政治也有人关切,操心战略格局的大有人在,想办法出一个大招去打败美国,像这种问题会有很多人去出主意。但是面对人们这种价值混乱、道德混乱,怎么探讨出一种能够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又继承我们的传统,又面向未来的新的价值系统?这个是非常艰难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杂志就承担这个任务,我们的宗旨叫做“文化重建”,就是要在财富快速增长的时代,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重建中国的话语体系,重新解释和建构我们的历史观。与此同时,再探讨变革社会中新兴的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探讨这些新的社会结构中新的社会阶层的文化诉求和政治诉求。
《文化纵横》杂志2017年2月刊封面
凤凰网文化:能听出来“文化重建”是一项内容非常庞大、任务非常艰巨的目标。在《文化纵横》去年二月份的刊物上,您写了一篇叫《巨变来临》的编辑手记,其中提到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世界政局的更迭,几乎所有领域都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而回顾您六年前在“21世纪中国文化的困境与出路”论坛上指出的种种问题,包括财富的问题、价值的问题、阶层的问题、精英的问题等等,我们发现,旧的问题还在,新问题又已经步步紧逼,在这种局面之下,对于“文化重建”,您认为您们这样一份杂志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新的挑战跟六年前又有什么不同?
杨平:我们办杂志,而且是思想类的杂志,首先要明白就是这个时代本身的需求是什么,不仅仅是近期需求,还有中期需求,长期需求。在十年前我们就感觉到中国在这个时代最缺的是文化和精神价值。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这个问题是最难解决的。我们作为文化人,作为知识分子,既然要办刊物,不管是电子刊物,还是纸刊物,不管是报纸还是什么,我觉得只要知道了自己的使命,那就要去完成。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像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巨重大的战乱、外来文明的入侵、宗教的进入,内忧外患,导致文明的道统中断。最典型的就是唐代的后期,进入五代十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侵入,西边的佛教闯入,对本土的儒家道统构成重大挑战。为了重建道统,中国的精英努力了将近三百年,到了宋代的时候,在朱熹他们手里才完成了理学的建设,继承了传统儒学,消化了西边传来的佛学,形成了中国的理学。
到了明代中后叶,货币经济、商品经济发达,又出现了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四大名著都是在明清时期出来的,除了四大名著,还有那些市井小说、色情文学,也都是那个时候昌盛起来的,包括《肉蒲团》、《金瓶梅》,都是那个时代的东西。在市民社会的世俗浪潮席卷的时候,也就出现了人心不古、道德滑坡、是非不分的问题。那个时候又出现了像王阳明这样的人物,因应新兴市民社会,提出以心学为代表的新的价值诉求,才又统领了几百年。
现在我们遭遇到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80年的西方挑战。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经历过洋务运动,希望维持体制不变,靠少数精英学习西方的器物,坚船利炮,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后来失败了;继而我们又通过变法改良,引进西方的制度,希望用它的制度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又失败了;后来我们又希望通过共和革命,通过立宪,不仅仅是引进器物,而且还把它的民主政治、宪政制度也引进来,然后建立现代共和,结果导致军阀混战。
后来我们又努力,到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又碰到重大挫折,公有制企业、计划经济的效能低下,不得不改变。于是我们从西方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提上去了,但是在1949年到1978年建立的价值体系遭到了重大的冲击,人心又乱了。我们又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作为普遍价值引入,就在我们本以为西方的价值就应该作为人类普遍价值的时候,又发现西方价值带来的问题也是多多,诸如贫富分化、环境破坏、道德滑坡,这是我们现实中普遍能感觉到的,而现有的西方价值并不能给我们提供解决方案。
面对这些问题,本来就已经使得一波一波一代一代的人,在探索中国建设、发展和革命的各种不同道路和模式的时候前赴后继,但是每当刚刚建立起来,几十年又垮了,或者又出了问题,现在再进行文化建设,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是21世纪以来的技术革命,这是最明显、最重大的挑战,我们都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工程……以及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变迁,这些技术快速地重组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价值建设带来重大挑战。人究竟是什么?跟技术什么关系?机器是人,还是纯粹的自然?人工的自然和原本的自然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面临挑战。另一方面的挑战是全球化,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五百年的进程中始终在扩展,到了最近几十年,速度更是在拼命加快,主要是技术革命、资本流通所带来的全球化。
这两样挑战也对我们五千年以来形成的价值体系——传统中以儒家为主的价值体系,七十年来形成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四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全部形成了冲击。一切的既有价值体系,在技术革命、全球化这样的未来社会面前都面对拷问。所以我们重建价值,既背负着我们180年来沉重的历史负担,在多次重大的历史变乱中寻找我们民族的核心、主体价值,与此同时,我们还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世界带来的变数。
所以今天“文化重建”所面临的挑战要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面临的挑战来得更为艰巨、更为尖锐,完成它也是更为困难。对这样的一种工作任务,我不认为我们一本杂志、我们一代人可以完成,完成不了,大概需要几代人来做。而这样的价值体系一旦建立起来,我认为中国的文明就具有普世性了,到时候就不是美国价值深入人心,而是我们中国的价值体系就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对此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凤凰网文化:对于您们所努力的“文化重建”,您们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向?是要重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杨平:目前关于价值的重建,有不同的主张,有主张社会主义,也有主张自由主义,也有主张保守主义,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主义。我们认为未来能够为大众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首先应该立足于我们的传统,立足于我们的文化,包括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包括我们将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也包括180年来从西方传来的自由主义的传统。但与此同时,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技术革命的时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处在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所以我们的任何一个价值变迁,如果不面对世界、不面向未来肯定是不行的。你拿四书五经,拿三从四德来要求今天的人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的主张是“面向未来、依托传统、当下实践”,有未来的引领,有传统的基础,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去寻找,这个寻找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也非常的漫长。但不着急,我们有的时候就很关注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正在实践着的,比如说企业的价值建设、机关团队的文化建设,还有NGO的社区文化建设,思考它们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究竟是什么,怎么能够通行,然后被当地人、本企业人所接受,形成真正良性的文化和良性的价值。这些东西都是当代中国人的实践,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发掘出来,然后把它总结、加工、提炼、传播出去。
谈时局:民粹主义问题不同往日,全球化必须要坚持
凤凰网文化:回顾您九十年代组织的多次研讨会,其中一次是1994年8月份,您在《战略与管理》任职时召开了一次题为“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的研讨会,我们看到当下在全球的范围内又掀起了一种民粹主义复苏的浪潮。您认为现在的民粹主义跟以往有什么不同?现在如何来看待民粹主义这样一个话题?
杨平:九十年代和两千年初讨论民粹主义和今天讨论民粹主义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九十年代,西方的主流思潮通过启蒙主义全面进入中国的思想界和大众,广泛地动员了社会各个阶层,乃至产生了很多社会运动。在当时物价上涨、社会腐败的背景下,这种社会运动又导致了民众对于体制的所谓抵制和抵抗,这使得执政者感觉到来自西方自由主义动员的民粹主义的威胁。
这样一种民粹主义的威胁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也不利于执政党的执政,所以那时候有人提出批判民粹主义,试图把九十年代到两千年之间产生的反体制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归咎于民粹主义,并且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相提并论。那个时候是体制内外的自由主义精英为了维持政治稳定,对由西方自由主义动员的民粹主义加以批判,这是当时讨论民粹主义的背景和含义。
如今对民粹主义的讨论跟之前非常不同,经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已经全面侵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市场化的结果之一就是社会分化,社会被分成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贫富分化日益明显。这样一种所谓的民粹主义,它的内涵非常不同,它是由于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道德风气败坏导致的一大批普通民众对于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怀念,这种怀念很朴素,当然也有它不正确的地方。但是它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是对眼前社会问题的一种不满,是对现实问题的一种投射。
讨论民粹主义我觉得要区分不同时代的背景,以及它目前的现实内涵。我并不赞同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当民粹主义产生的时候,它一定代表着大多数普通人的心态,不管是右翼的民粹主义还是左翼的民粹主义,我们都要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理解它内在的合理性。
凤凰网文化:1995年,您组织了一次“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观——从‘眼睛向内’到‘眼睛向外’”的研讨会,有一个学者在会上提出,中国有三种战略可以选择,一种是“自助”,一种是“不出头”,一种是“搭便车”。从现在的局面来看,我们好像更倾向于走“自助”的路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平:九十年代之所以讨论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当时西方世界围堵和制裁中国,当时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16字方针——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这个方针之下,中国基本上是眼睛向内,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在国际上不当头,选择了这样一种“韬晦”的战略。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这种战略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化。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凸显,这时候眼睛向内,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是不是就够了?
当时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时殷弘教授,写了个2000字的稿子投给《战略与管理》,他认为,从五百年的世界霸权更迭规律来看,凡是挑战霸主的国家就都失败了,凡是跟随霸主当伙伴,然后替代霸主的都成功了,所以他提出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战略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当时中国战略研究而言是特别要紧的,关系到我们的现代化能不能完成。比如我们经常讲到国家发展的机遇期,这个机遇期简单说就是你会不会成为西方强国遏制的主要对象,会不会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小布什刚刚上台的时候,他把中国视为敌人,当时我们觉得非常紧张。后来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美国反过头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付恐怖主义上,给了中国十几年的发展“空档期”。
现在,战略选择的新的时间点又到了。今天跟二十年前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0%,中国的产业从中低端正在往中高端上升。在历史上,苏联达到美国GDP50%的时候,美国拼命要把苏联干掉,这其中当然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日本达到美国GDP73%的时候,美国也出手了。
美国的地理位置是两个大洋中间夹着一个岛,它的环境是非常安全,没有外敌威胁,所以美国要想动员国内的人民——尤其是不同种族、不同地方移民来的人——拧成一股绳去做事的时候,它必须要找一个外部的敌人。今天它还只是把俄罗斯视为敌人,但美国的精英非常明白,从发展潜力、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人民的勤劳等方面来看,真正能够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只有中国,所以中国想不出头,想搭便车,已经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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