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结局为何不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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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潘岳】
公元300-600年间,中国与罗马再次面临相似的历史境遇,同时面临中央政权衰落,同时遭遇周边族群大规模冲击。
在中国,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族纷纷南下,建起了众多政权。在罗马,是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个个“蛮族王国”(barbarian kingdoms)。
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中国五胡十多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拓跋鲜卑的北魏统一了整个北方,虽屡经纷争与分裂,最后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并融合了曾经代表正统的南朝,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步辇图
欧洲各大蛮族王国几百年征伐中,尽管有个别王国如法兰克曾一度实现了西欧基本统一,最有希望继承西罗马帝国衣钵。但由于内在分治的逻辑,最终还是分裂成一个个封建国家,全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
这个历史岔口,再次体现了中国和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逻辑最为关键。
第一章 五胡入华
(1)南迁之战
中国与罗马的命运,因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场战役而改变。
经此一战,北匈奴西迁欧洲,成为后来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罗马疆界的重要推手[1];南匈奴南下中原,开启了五胡入华的先声。
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发现了班固为汉朝彻底击败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铭》。有大汉情结之人常因“燕然勒碑”而欢呼“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封燕然山铭》拓片局部
但真实历史是,南匈奴单于首先侦测到北匈奴的内部动乱,主动向汉朝建议出兵[2]。窦宪率领的4.6万骑兵里,3万是南匈奴人,剩下的1.6万中还有一半是羌人[3]。可以说,是汉朝率领南向中原的游牧族群共同迫使北匈奴西迁的。
这是游牧社会不团结吗?不是。从地理气候上说,每当草原寒潮来临时,北方的游牧族群都会向南迁徙。从资源禀赋上说,草原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耕地区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须从中原获取粮食、茶叶、丝麻织品以维持生存和开展贸易。
中原对周边族群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4]。与更北的族群愿意向西发展不同,漠南族群更想与中原融合。他们与中原共享着北中国经济交通网络,更容易在荒年获得粮食,更容易以低廉成本进行贸易,从而多次形成经济社会共同体。久而久之,从地理到经济,从民俗到语言,从文化到制度,一千五百年后,一个囊括东北亚的政治共同体最终形成。
燕然山之战后,南匈奴深入汉土,在北方边郡游牧生息。由于汉朝怀柔远人的政策,他们不缴税赋,但要接受郡县制的人口管理[5]。今天在宁夏、青海、内蒙、陕西、山西发现南匈奴墓地,既有汉式墓穴,又有草原的头蹄葬,青海还出土了受封匈奴首领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骆扭铜印[6],胡汉文化彼此交融。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
南匈奴南下前后,内迁的还有西北的氐羌、东北的鲜卑、漠北的羯人。三国后期由于中原人口剧减,魏晋不断“招抚五胡”。百年间,内迁的五胡约数百万人,其中,匈奴70万,羌人80万,氐人100万,鲜卑250万。[7]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只占三分之一。有人误以为“汉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8]但真实历史是,北方五大胡族不仅军事占优势,人口数量也占优势[9],完全可以按照老习惯“牧马中原”,完全可以“胡化”汉人,但他们却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
(2)汉化之路
汉化之路,由南匈奴开启。
五胡政权中第一个建立王朝并灭亡西晋的,是南匈奴人刘渊。他是南匈奴羌渠单于之曾孙,因汉匈和亲而改为刘姓。作为贵族子弟,刘渊曾在晋朝宫廷中游学,他读《毛诗》与《尚书》,学《史记》与《汉书》,最爱《左传》和《孙吴兵法》。
他割据山西称帝,却并不想恢复匈奴的北方故业,而非要以“汉”为国号统一天下。为此,他自称是刘邦、刘秀、刘备之后,为了说明“汉代之甥”与“兄亡弟继”的合法性,他竟将“扶不起的阿斗”刘禅也设个牌位祭拜起来。
但刘渊的政权并未延续,被羯人石勒所灭。石勒的出身与刘渊不同。刘渊是游牧贵族,混迹于宫廷;石勒是雇农奴隶,流浪于民间。但石勒也一样喜爱汉文化。他不识字,却“雅好文学”,爱听人给他念《汉书》。太子石弘受他安排而完全变成了儒生。但石勒也没有成功,统一北方的基业被残暴的后代败光。从后赵的废墟里,又诞生出了慕容鲜卑的前燕和氐人的前秦。
五胡政权中第一个统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坚。但没几年,就因仓促伐晋而败亡。在前秦“残躯”上,分化出羌人姚氏的后秦、慕容鲜卑的后燕、匈奴赫连的大夏。混战中,拓跋鲜卑从蒙古草原一路打来,力破群雄,定国号为魏。经过三代人励精图治,终于统一北方百余年。北魏随后分别演变成了北周和北齐,再由北周统一北方并开出了一统天下的隋唐。
前秦与北魏,这两个最接近一统天下的政权,汉化程度最高,汉化态度也最坚决。
苻坚生于世代好酒的氐人家族,是戎马倥偬的豪雄,却自小熟读经史。即位后最重文教,每月亲临太学,考问诸生经义。他的目标,是道德上要不坠“周孔微言”(周公孔子),实践上要超越“汉之二武”(汉武光武)。
他打服西域,却送回汗血宝马,要显得比“为马打大宛”的汉武更高一筹。他一边打东晋,一边在朝廷里为东晋君臣留好位置修好府第,要模仿“兴灭继绝”的周政。他俘虏了慕容鲜卑却不肯杀,安排慕容暐与慕容垂君臣入朝为官。无数人劝他消除隐患,他却非要树立以德服人的榜样[10]。他刚在淝水战败,鲜卑豪杰们果然造反,建立后燕和西燕。苻坚对“仁义”的偏执程度,曾被讥讽成“不肯半渡而击”的宋襄公。
有人说前秦亡于“过于汉化”,但之后的拓跋北魏统一北方后,却比前秦更加彻底地推行“汉化”。道武帝拓跋珪说“为国之道,文武兼用”。太武帝拓跋焘大量重用汉人士族,把河西学者迁到首都,鲜卑子弟都得跟着学儒典,“于是人多砥尚,儒学转兴”。孝文帝拓跋宏更是“体制性汉化”。他迁都洛阳,仿照两晋南朝官制;命令鲜卑人定门第、改汉姓、说汉语;自己带头并让弟弟们和汉人士族通婚。
有史家认为,北魏之所以能统一北方,演化出的北周与隋朝之所以能统一全国,是因为他们“改汉俗行汉礼”。不尽然。因为天然习汉俗行汉礼的南朝并没能统一天下。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汉儒法国家形态。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3)再造一统
西晋崩溃后,天灾人祸,基层政权完全崩坏。北方遍布“坞堡”,百姓依附强宗豪族聚居起来自我保卫。战乱导致土地抛荒,一方面流民无地,一方面豪强趁机多抢多占。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公元485年,北魏实行均田制改革,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并平均分配给贫民耕种。其中,“露田”是要种粮征田赋的,耕农去世后还给国家,再分配给下一批青壮年;而“桑田”是种桑麻枣榆之地,不用归还,可以留给子孙。均田令还规定了如何给老人小孩、残疾人、寡妇分田。此后,强者仍强,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从北魏一直到唐中期,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础都是均田制。
与均田制同时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三长制。针对的是乱世中的豪强割据。豪强即“宗主”,朝廷下不去基层,通过“宗主”来间接管理,称为“宗主督护制”[11]。三长制废除了宗主制,重建秦汉式的“编户齐民”三级基层政权(“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12]。再从百姓中选取乡官[13],负责征税与民政。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汉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长制改革的,是汉人官僚李冲。通过均田制,北魏获得了充足的编户、赋役与兵源;通过三长制,北魏结束封建式统治,重建了基层政权;通过官僚制,北魏恢复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这更是“汉制”的灵魂。
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复了“汉制”。诚如钱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14]。短短30年内,北魏的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迅速超过了南朝。
当北魏继承“汉制”的时候,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如“察举制”被发展为“门阀政治”,“王与马,共天下”;流民成为豪族的私属,朝廷无法掌握,以至于六朝三百年,“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増长”。
同样是世家大族,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同样是经学,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同样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
陈寅恪、钱穆都认为,之后的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与南朝礼乐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创新更符合“汉制”大一统精神。这种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实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编户(大索貌阅),还开创了科举制。陈寅恪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15]。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
当然,南朝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发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为之后的隋唐所吸取。且东晋与南朝在大一统的理念上,也从未含糊过。这比东罗马强,拜占庭存在1000年,为统一的西征只有一次半。而东晋南朝272年里,北伐有10余次。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虽然都未成功,但谁也不敢宣布放弃。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
(4)汉化与罗马化
五大胡族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之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优势,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经验,是无法战胜自诩“正统”的南朝的。
“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汉人,不去继承发扬“汉制”精神,也会失去华夏传人的资格。
“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司马迁写《史记》时还用七国之人来描绘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因为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从此,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
可以说,“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这套制度虽由秦汉创造,却不再专属于中华世界,成为了东亚古典文明遗产。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文字”,而是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建构大一统的经验教训都记载于汉文律典与史籍中,不学习就无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动汉化,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
第二章 蛮族入侵
(1)一族一地王国
蛮族不是突然降临罗马的。如同汉人总是将远方族群称为“夷狄”一样,罗马人也将莱茵河、多瑙河外的异族部落称为“蛮族”,后来又泛称为“日耳曼人”。和汉朝一样,罗马沿着两河边境修筑了一道“日耳曼长城”,与日耳曼诸族勉强相安。而当北匈奴从西边一路挤压,在匈人王的“鞭笞”下,草原各部落一次次冲破了这道脆弱的长城。
日耳曼人深入腹地掠夺杀戮,占领了北非和西班牙等产粮区和银矿区。罗马帝国的人口、税基、军队不断衰弱。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盎格鲁-萨克逊人等各蛮族纷纷占地建国。但这都是一族一地的小王国,真正建立起“大王国”的,是哥特人与法兰克人。东西哥特王国占领了整个南欧(西班牙、意大利与法国南部)[16],法兰克人则征服了西欧大部。据统计,当时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总人口当在75万到100万之间[17]。
相比之下,两晋南下的族群人口则有数百万。考虑到罗马与西晋人口规模大致相同,进入罗马的日耳曼族群数量应远远低于罗马人,应比五胡更容易“罗马化”,罗马文明应像汉文明那样在西欧延续下去。但事实却相反,这些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干净彻底地“去罗马化”。
如哥特人建国,就刻意与被征服的罗马人分开居住,一般选择在城外建立城堡。乡村中耸立的一个个独立城堡,犹如一座座孤岛,成为今日欧洲乡村城堡风貌的起源。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不被罗马人同化,为了保持勇武精神不被罗马文化腐蚀,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18]。在治理上,哥特人实行“族群分治”制度,禁止罗马人与哥特人通婚;在法律上,哥特人用蛮族习惯法,罗马人用罗马法;在行政制度上,哥特人搞军事,罗马人管民事;在文化教育上,不鼓励哥特人学习罗马拉丁语与古典文化;在宗教信仰上,哥特人信奉阿里乌斯教,罗马人信奉天主教。这些分治的规矩保持了多年。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19]。
(2)走不通的融合
日耳曼诸王国中,唯一一个进行过“部分罗马化”的特例,是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他虽然也搞“二元政治”,但却是最理解罗马文明价值的一个蛮族国王。
狄奥多里克是东哥特的王子。如同刘渊一样,作为人质在东罗马宫廷中接受教育,对罗马贵族社会很熟悉。但和刘渊精通《左传》《尚书》不一样,他虽然语言交流无碍,却不喜欢希腊文与拉丁文,为了不签名也能行公文,他竟用一个“记号”来刻章[20]。
狄奥多里克拿下西罗马自立为意大利国王,虽然不让哥特人与罗马人混居,但他却保留了西罗马的文官制度,罗马依然由执政官、财务官、国务大臣们管理。他下令罗马人当官,哥特人当兵。
狄奥多里克很仁厚,在他治下,罗马人完全保留着自己的服装、语言、法律和习俗。甚至对宗教,狄奥多里克也十分宽容。尽管自己信奉阿里乌斯教派,但他亲自去圣彼得的墓地献祭。他从未强迫任何一个天主教徒改宗自己的教派。
狄奥多里克特别保留了罗马遗老们的权力。最受重用的大贵族波爱修斯,是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教会哲学家,被史家称为“最后一个罗马人”。
狄奥多里克将朝政托付给波爱修斯,并将波爱修斯两个年纪很轻的儿子早早封为罗马执政官。罗马遗老和哥特新贵常闹争端。他对罗马遗老的“偏袒”在自己族人中造成怨恨,2万名哥特士兵在意大利“带着愤怒的心情维持着和平和纪律”[21]。在狄奥多里克统治的33年中,意大利、西班牙维持着旧日罗马的风貌。
英国史家吉本说,“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团结原可以使意大利的幸福生活世代相传下去,一个由自由的臣民和有知识的士兵组成的新的人民,完全可以在高尚品德方面相互争胜,而逐渐兴起”[22]。说的容易。哥特人与罗马人的深层矛盾先从宗教开始。狄奥多里克宽容天主教,但天主教却不肯宽容犹太教,烧犹太人教堂抢其财产。狄奥多里克为了一视同仁,惩罚了犯事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因此怀恨在心,纷纷背着他与东罗马拜占庭教会频繁勾结。
523年,罗马元老阿尔比努斯被揭发送信给东罗马皇帝,请求他推翻哥特王国,让罗马人重归“自由”。这些信件被截获了,狄奥多里克大怒,将叛变的元老们抓了起来。此时,波爱修斯挺身而出,以身相保——“如果他们有罪,我也有罪!如果我无罪,他们也无罪!”他与哥特人虽密切,但关键时刻仍选择站在了罗马贵族一边。[23]吉本总结说,“即使最温和形式的哥特王国,也必会使一位罗马人的‘自由精神’感到无法忍受”、“这些不知感恩的臣民却永远不能对这位哥特征服者的出身、宗教,或甚至品德,由衷地加以宽容”[24]。
此时,狄奥多里克已至暮年。他发现,“他毕生为罗马人民辛劳付出,得到的却只有仇恨;他为这种没有回报的爱而感到愤怒。”[25]最后,他处死了波爱修斯。故意用一种“最不罗马”的方式——剥夺了波爱修斯死前为自己的辩护权。
狄奥多里克死后第十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消灭异端的热忱与收复故土的热望下,对东哥特发动“圣战”。一方面,拜占庭教会同声发布了一项消灭阿里乌斯派的敕令;一方面,查士丁尼用5250公斤黄金主动向波斯求和,稳住东方,腾出手来西征。535年,派出名将贝利撒留进行了20年战争,消灭了东哥特王国。
(3)罗马抛弃罗马
重回东罗马怀抱的西罗马人,如愿以偿了吗?答案出乎意料。
当贝利撒留攻打东哥特时,西罗马的贵族与百姓纷纷里应外合。贝利撒留正是通过罗马的贵族主教西尔维里乌斯的暗地接应,才兵不血刃地进入罗马城。
而西罗马人对“王师”的热情却没维持多久。由于长期的攻防战,西罗马人吃不惯苦,先是为不能洗澡、不能睡眠,后是为缺少粮食而咒骂东罗马军队[26]。西罗马人的抱怨,使曾经帮助东罗马开城门的西尔维里乌斯主教,竟然计划再次趁夜开锁,虚掩城门,帮助哥特人潜回城内袭击贝利撒留以结束围城。但阴谋泄露,西尔维里乌斯被立即流放。贝利撒留从此不再信任西罗马人,每月两次更换罗马城墙15座城门的门锁,经常换防守城门的罗马人自卫队。
这“一迎一拒”的转变,前后仅四个月。
抛弃拜占庭的,不光是贵族,还有平民。许多西罗马农民和奴隶重新加入了旧主哥特的部队;许多没有拿到薪水的蛮族雇佣军也加入了哥特军队,一齐向“解放者”进攻。
西罗马人既不忠诚于东哥特,也不忠诚于东罗马。他们只看重自身利益,最好谁也别来管。正如学者赫尔穆特•海米茨指出,“对西部行省的很多罗马人来说,‘罗马的灭亡’并不是一场灾难。事实上,地方精英与蛮族、罗马军阀和藩王(client kings)之间,在更小的权力单元上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27]。
西罗马人反对东罗马人也有理由,因为拜占庭毫不考虑当地的民生,只想着收税,更没有恢复罗马治理体系,延续千年的罗马元老院就此终结。如果说身为蛮族的狄奥多里克还苦心维系罗马体制,身为罗马人的拜占庭却将其一扫而光。欧洲史家认为,如果没有哥特战争,罗马古典文明不会这么快消失而进入中世纪。这就要怪骄傲的罗马贵族内心深处永远不会接受“蛮族”人做皇帝,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罗马。
东哥特之后的蛮族,从此再不刻意“罗马化”。他们干脆抛弃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彻底走自己的路。罗马的生活习俗仅顺着惯性在欧洲局部地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4)中华选择中华
与狄奥多里克、波爱修斯君臣关系非常相似的,中国有两对人物。一对是前秦的苻坚与王猛,一对是北魏的拓跋焘与崔浩。
第一对君臣,苻坚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则是“北方沦陷区”首屈一指的名士。桓温北伐到关中,王猛拒绝了他的高官厚爵,因为桓温和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过灞水,显然没有统一天下的真心。
王猛选择苻坚有两个理由。
一是符坚立志大一统。为了“混六合以一家”的大一统理想,符坚不避风险,不计较个人成败。在还未消化好长安的鲜卑贵族的情况下,偏要冒险南伐东晋,因为“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
二是前秦政制更符合儒法并行的“汉制”精神。东晋按门第任官,苻坚却从下层选拔精英。东晋搞玄学,为政讲风雅;苻坚找的都是“学为通儒、才堪干事”之人。
在王猛这类真士人的心中,“汉”,不是血统种族,而是制度理想。中华世界里的族群,无论胡汉,都不像罗马世界中的族群那样以“血统”或“宗教”作为划分依据。
第二对君臣,拓跋焘是鲜卑雄主,崔浩是汉人世族子弟。崔浩为拓跋焘屡出奇谋,完成了北中国的大统一[28];推动拓跋焘进行“文治”改革:恢复文官制度;整顿基层政权,考课地方吏治;吸收中原律令条文;力主鲜卑精英与汉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焘无比宠信崔浩,亲临他的府第问计军国大事,命乐工为他谱曲颂功。
但与波爱修斯一样,崔浩也因牵扯到族群意识而不得善终。他主修北魏史时,书录了鲜卑部落时代“收继婚”等旧俗,刻上石碑立在都城要道旁。此时已接受中原伦理观的鲜卑人,对这种“揭丑”非常愤怒。又正赶上南朝宋文帝北伐,鲜卑贵族纷纷状告崔浩侮辱先人,还传闻崔浩和在南朝的亲族密谋要投宋。拓跋焘盛怒下将清河崔氏灭族。此时崔浩已是七旬老人,备受戮辱。[29]
但与哥特因罗马人背叛而急速去罗马化不同,崔浩案没有使拓跋焘“因人废事”,他依然命令鲜卑贵族子弟学习儒学。崔浩虽死,其政犹在。之后的孝文帝更是把汉化改革推向顶峰。汉人与鲜卑人都没以个人荣辱来构建政治,他们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5)法兰克的疏离
当哥特人消失在欧洲舞台后,命运之神降临法兰克。
7世纪中期,查理曼大帝征服了除西班牙之外的西部欧洲,与拜占庭帝国并立于世。法兰克人能发展壮大,得益于天主教会的支持。但除了同信天主教,法兰克与罗马没多少共同之处。
罗马皇帝的短发上戴着桂冠,法兰克国王始终留着蛮族标志的长发,被称为“长发的国王”。
罗马是城市文明,拥有凯旋门和宫殿,但法兰克国王们喜欢住在农庄,四周建有畜舍饲养着牛和鸡,奴隶生产的粮食和酒还可以出售。罗马是中央财政税收,法兰克王室是“私人庄宅”经济。
罗马律法虽然内外有别,但至少在形式上维持了罗马公民的内部平等。但法兰克习惯法实行等级制。《萨利克法典》严正宣称法兰克人的生命比被征服的高卢罗马人值钱。杀死一个法兰克普通人赔偿200苏,而高卢普通人赔50-100苏就够了[30]。这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别,转化成了法兰克人与高卢人之间的族群差别,进而转化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别。
罗马法讲究证据,是有法理支持的成文法。而蛮族法采用简便的裁定法与神意判决,如火裁法、水裁法[31]。证据不足时就靠“决斗”,文弱的罗马人常因打不过高大的法兰克人而放弃起诉。这种不讲道理讲拳头的蛮族习惯,日后竟被很多人尊为贵族骑士精神。
西罗马中上层拥有精密的财政和市政官僚制度,最高峰时官吏达4万人。法兰克彻底抛弃了官僚制而实施了封建采邑制。领主在采邑内享有行政司法、军事财政权力,生杀予夺集于一身,俨然独立王国。孟德斯鸠说,国家被分割成众多的釆邑,也就没有执行公共法律的必要了,也就没有向地方派遣专门官吏巡视与监督司法和政治事项的必要了[32]。
法兰克在统一战争中兼并的其他蛮族王国,并不像罗马那样建设行省,收归中央管理;而是封给贵族与教会,维持领主自治[33]。所谓国王,就是最大的地主。法兰克几代国王死后都将国土均分诸子。王权地方化,遍地是国王。日耳曼诸族之后,是斯拉夫诸族大规模侵入东欧,后者与前者的建国方式、制度选择如出一辙。罗马后的欧洲再未统一过。理解这段历史,才会理解欧洲未来政治的演变。
(6)封建政治与文官政治
罗马帝国的制度遗产近在眼前,法兰克为何偏要选择封建制?
罗马法体系和官僚制度都记载于拉丁文的法典和史书,但日耳曼领袖们不让族人学习罗马文化,因而无法掌握这些历史经验。如哥特的男童只能学母语而不能学拉丁文,谁学就要挨骂。
日耳曼族内语言直到8世纪之前尚未形成书面文字。由于拒绝学习希腊罗马文字,中世纪早期的三百年中(从476年到800年)的日耳曼诸族普遍不能书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们竟然都不会写字。与中国宋太祖同期的奥托大帝30岁才开始识文断字,与宋仁宗同时的康拉德二世看不懂书信,欧洲绝大多数封建贵族都是文盲。
不能书写,就无法处理复杂的文书,就无法建立文官系统,就无法运行精密的罗马法律。无法运行官僚制度进行管理,就只能搞简便易行的封建制度,而不具有对庞大国土的管理能力。
当时能培养知识精英的,只有修道院和教会学校。诸侯们不得不依靠领地上的教士搞行政。几个世纪里,法兰克诸王的大臣职位都由教会人员居首。教士们不仅是精神世界的诠释者,还成了行政权力的掌握者。
这和罗马帝国的政教关系不同。“罗马教皇”是由罗马皇帝的敕令确定的(445年)[34],总体上皇权高于教权。但在法兰克王国,教会与王权共治天下。教会不仅全面参政,还成为大领主,多次成功抵抗王朝的征税企图[35]。法兰克人对于行政权力的让渡,成为日后“普世教会”崛起的基础。
有学者说,日耳曼人选择自治和封建,乃是出于“自由的天性”。孟德斯鸠就认为,日耳曼诸族天性喜欢“分居”和“独立”的生活方式[36],各王国形成了多中心格局。而中国的五胡同样是草原与森林游牧民族;同样被大漠、森林、山谷所分割;同样热爱自由;同样受制于游牧社会的天然“分散性”。
但五胡却并没有回到更适合游牧天性的自治分封路线,而是主动恢复了多族群一体的中央集权官僚制。五胡的政权,是多族群政权,从来不是一族一国[37]。五胡的政权,是多族群官僚政治,从来不用宗教代理。
五胡君主们大都笃信佛教,但他们做政治决策时,从不需要以佛教为判断依据,也不需要佛教动员基层,他们有着发达的文官系统与运用官僚制度的能力。北魏佛风极盛,寺院,和法兰克教会一样是大地主[38]。但北朝君主没有被宗教捆绑,反而出手关闭寺庙,收回田产,将人口重新纳入编户。
文昭皇后礼佛图(局部)
(7)分割世界与混一天下
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受了教皇“神圣罗马皇帝”的加冕。但他不喜欢这个称号[39],因为法兰克并不仰慕罗马。
法兰克的宫廷史家运用“种族性”(gens)概念,强调本族的独立来源,强调蛮族与拜占庭的区分,强调“族群分治”。他们将查理曼帝国刻画为不同的“族群集体”组成的联合体,而非由不同种族的“罗马公民”构成。[40]欧洲的历史观由此从“一个罗马治世”走向“多族群分割世界”。
而五胡政权的史观却与蛮族史观完全不同。不是族群隔离的“瓜分天下”,而是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41]。
在族群认同上,欧洲蛮族史力图彻底切割本族群与罗马的关系,寻找自己族群遥远的始祖神话,证明自己是罗马世界的“外人”;而中国五胡史书都试图论证部族起源与华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绝大部分五胡君主都想从地缘血缘上自证为炎黄后裔,是华夏的亲人[42]。
在族群治理上,欧洲蛮族通过法律设置人为区隔,决不实行族群混居。而五胡政权从来提倡多族群混居。两汉时的游牧族群尚由酋长与汉廷官吏双重管理,而五胡自己发展出的人口政策,则是更彻底的大迁徙、大融合、大编户。五胡政权大规模移民竟达50余次[43],动辄百万,且都是在核心区域[44]。北魏直接喊出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口号,打破部族酋长制,实行编户齐民。
在世界观上,欧洲蛮族史观坚持“种族”身份决定文明身份;而中国五胡史观则强调文明身份不由种族而由德行决定。五胡君主们最爱援引孟子那句“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泽中国,都是中国的圣人”[45],据此宣称,“帝业无常,唯德所授”。
在统一问题上,欧洲蛮族史观认为罗马世界不应当是统一的,应当由多个种族分而治之。中国五胡史观则认为中华天下应当是统一的,不能分治,不管哪个族群当道,都把大一统当成政治终极目标。
在政统建构上,欧洲蛮族史观并不热衷继承西罗马帝国遗产,更不去与东罗马争夺正统。中国五胡史观则用各种方法将政权置于中华王朝的正统序列之中,年年与南朝争正统。
经300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胡汉族群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隋人与唐人。今日北方中国人,其血脉都是胡汉融合,即便是汉人也是商周时诸夏与周边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在这样的大融合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多方的互化。
政权旋生旋灭,族群旋起旋落,由于任何族群上台都坚持混居融合政策,“汉人”数量也就越融越多了。由此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汉族血统基因当以哪朝为标准?因为中华民族大规模交融史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了。
不理解这样的史观,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五胡君主虽然习俗上皆有祖风,但政治楷模却是汉人诸帝而不是自己的英雄祖先[46]。不理解这样的史观,就不能理解五胡为什么不肯像法兰克那样与罗马分离,不管是强大还是弱小,非要以“华夷大一统”为理想[47]。
如果说古日耳曼人习惯于“自由分居”,那么中华各族群则始终存有“天下之志”。伦巴第人面对东罗马皇帝的讥讽时,不过回嘴说,我们不稀罕当罗马。可北魏人面对南朝的讥讽时,却回骂南朝为“岛夷”,称自己才是中华正统。因为北魏不仅据有中原,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移风易俗之典、礼乐宪章之盛”[48]。
这不是一句虚话。从东晋末年刘裕篡位开始,出现了南朝大批知识分子“北奔”的现象。北魏后期把洛阳营造为上百平方公里的“大城”,如饥似渴地吸纳南朝官制、衣冠礼乐、书画文学,并加以创新[49]。
经学上贯通南北的大儒明显多于南朝[50]。以至于529年,南朝陈庆之打进洛阳后发现,南人总以为“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现在才知道“衣冠士族并在中原”,所以,“北人安可不重?”[51]。不仅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还要在文化上融合创新。五胡这样的气概,是欧洲古日耳曼人不可想象的。
五胡成功了。北朝与南朝共同塑造了之后的隋唐文化。与汉朝文艺的朴拙简约相比,隋唐文艺更雄浑博大。北魏北齐和隋唐的石窟造像融合了犍陀罗艺术、笈多艺术与魏晋风度。隋唐的七部乐、九部乐,既有中原曲调,也有北朝盛行的异域之乐,琵琶本诞生于西域,亦成为唐人表述心曲之物。北亚风和波斯风并没有被视为“异质”文化,而是受到了所有中华族群的热爱[52]。
莫高窟第420窟(隋),图自“数字敦煌”。
五胡是失去了自我,还是赢得了更大的自我?
不理解这样的“天下之志”,就会把“族群融合”误解为“族群同化”,就会把“文化融合”误解为“文化挪用”。如果用欧洲民族主义狭窄范式来思考,就会永远在种族认同的政治文化里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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