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劳务派遣工人们,你资本家爷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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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8 15:05: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近日,国务院部署的一条措施引起了乌鸦的关注。
国务院安委会梳理相关法律法规已有规定、以往管用举措和近年来针对新情况采取的有效措施,制定了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十五条措施。
其中用一条规定中明言,要切实加强劳务派遣和灵活用工人员安全管理,危险岗位要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
可以说,劳务派遣用工及各种非正式工滥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

提到非正式用工,无论是派遣还是外包,亦或各种第三方合同,这些雇佣模式一旦被滥用,结果有多可怕?
这“先例”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日韩正是滥用非正式工最突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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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日韩滥用派遣工的历史,一个组织不得不提,那就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
这个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是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的上市公司,也就是日本的大企业们。所以经团联的会长也被称为“财界首相”。

经团联的前身是1922年成立的日本经济联盟。1940年这一组织因为战时管制加入了侵略阵营,成立了“重要产业管制小组会议”,为侵略战争出钱出力。
日本战败后,这群资本家施施然转身,又成了配合美帝国主义势力压制日本工人反抗的爪牙。
乌鸦之前介绍过,日本大资本通常藉由政坛台前的自民党来保障自身利益,更多地是通过给政府当奴才换取利益,甚至姿态相当卑微。

有日本企业家回忆,当时自民党议员在向企业要钱时非常猖狂,经常晚上下班之后就到企业老板家里吃饭。老板一看议员大佬来了,忙不迭地上了好酒好菜伺候着,自己也在一旁说好话陪侍。
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议员大佬就拿出一张白纸,嘴里念叨着“哎呀,今天要多少钱合适呢?”老板立刻就陪着笑脸说:“您老看着写。”于是议员大笔一挥,“今天就写100万日元吧!”
老板看到议员大笔挥完,自己也赶紧拿出根小笔挥一挥,挥啥呢?写支票……

根据当时日本法律的规定,100万日元以下的“政治献金”不需要汇报,所以这100万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为什么这大资本家甘于如此当孙子?因为战后日本社会党与共产党为代表的革新阵营势力不小,要是不力挺自民党,让这些左翼上台,那可真没有好果汁吃了。
好在当时日本经济正在迅速腾飞的时期,企业订单供不应求,正规工人都嫌不够用,资本家也用不着做得太过分。


所以在那时,正规工人终身雇佣是一种常态,派遣制度只是一种补充,雇佣农闲时进城打工的农民和想赚点儿零钱补贴家用的家庭主妇。
但是,经济发展不可能一直顺风顺水。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是一种科学,进入90年代的日本,用自己的历史进程再次证明了这种科学。
早在80年代中后期,经团联预见到了可能的危机,就游说政府通过了有关派遣工的法律,正式为加大使用这项用工制度扫清了法律障碍。

在泡沫破灭后的平成衰退中,日本经济爆发危机。经团联便开始集中游说政府,称正式工的成本太高,不利于经济的复苏,只要可以让我们大规模地使用派遣工等非正式工人,降低成本便能使国民经济复苏。
时任经团联会长的斋藤浩就表示,作为收缩期的就业调节阀期间,企业将通过增加非正规雇员的数量来覆盖劳动力。这不但对企业有好处,也可以让劳动者找到工作。

他提出,在抑制雇用全职员工的同时,将企业绩效作为简单工作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以降低成本和应对不确定性。
在日本,正式员工的聘用条件非常严格,不能轻易解雇(除非有犯罪等正当理由),而且收入上也比非正式工更加高。
看看这群资本家的嘴脸吧,明明是为了降低自家的成本,得到更高的利润,却摆出一份为国为民的姿态。

在经济危机中焦头烂额的日本政府听了这帮老板的话。总务省接受了经团联的观点,在官方报告中认可了扩大非正式工规模有助于经济复苏,并提议“与其增加正式员工的数量,不如处理正式员工的加班问题,并以固定期限合同和临时雇员等非正规就业替代正式工”。
这一下,非正式用工代替终身雇佣的正式工人成了日本社会的新常态。
非正式工人更容易被企业解雇,而且工资收入更低,也更容易接受公司的安排,去从事危险(Dangerous)、肮脏(Dirty)、卑微(Demeaning)的3D工作。可谓是企业的心头最爱。

1990年,日本非正式工占劳动力比例为20%,到了1999年变成了25%, 2003年为30% ,金融危机后,超过了35% ,2013年更是达到了36.7%的历史新高。
那么,日本经济复苏了吗?
相信每个眼睛不瞎的人都有答案。
除了帮助这群资本家度过了危机,让他们得以在下行期中挣得盆满钵满以外,没有看出滥用非正式雇佣、无限扩大非正式工规模对日本社会有什么好处。
这群给政府当孙子的日本企业家,当了工人的爷爷,或者说,他们之所以在政府面前装孙子,就是要在工人面前当爷爷。
比起他们的日本同行,韩国资本家的反应稍微慢了一些。

自从1945年光复之后,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一方面由于北方建立起了红色政权,另一方面因为韩国经济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
为了应对北方政权的劳工宣传压力,也为了适应自己本身的发展程度,李承晚、朴正熙政府都在建政初期就订立了《勤劳基准法》,严禁各种非正式用工制度存在。朴正熙甚至曾经放话,敢给企业当第三方剥削工人,就是破坏国家安保。

为响应咔咔放出的豪言,除虫大师金载圭还曾亲自出马,打击过一批介绍黑工的职业中介所,把相关责任人请到西冰库大酒店,好好吃了一顿满汉全席。

但死人当不了活人的家,进入90年代,韩国经济也遭遇了危机,资本家们立刻学起了日本的同行。
1996年,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全经联)游说金泳三政府,要求放开对非正式工的雇佣。
手握帝王总统大权的金泳三,任期之内一直把各路财阀当成奴才和提款机。但与日本一样,企业给政府当孙子,就是为了给工人当爷爷。

彼时,金泳三的支持率已经跌得不成样子,政府则表示准备修改《劳动法》。社会各界尤其是劳动界对此有很高期望,认为金泳三一定是要改善劳动者的条件来提升自己的支持率。
但是在2月公布的初期法案震惊了全社会,法案内容修改工作制度、裁员制度,放开派遣工作制度、罢工期间允许企业不发工资,允许企业雇佣罢工工人的替代人员等。
这哪里是改善,而是改恶了《劳动法》,全盘接纳了资本家的要求。
劳动界发现,原来以为你是要提升支持率,没想到你是支持率太低,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准备破罐破摔了这是!

为了抗议金泳三政权的倒行逆施,素来不睦的韩国战斗型工会民主劳总与妥协型工会韩国劳总团结一致,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并宣布合作发动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总罢工。
在劳动界的抗议之下,金泳三政权宣布撤回法案重新修改。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年底12月17日公布的修正案,竟然比年初的那个更为反动,进一步放宽了对解雇工人的限制。
这下更让两大工会气炸了肺。我越抗议,你越反动,你这逆反心理还挺强啊。

1996年12月26日,在教员诞辰的这一天,韩国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总攻。
154名执政党议员在未通知反对党的情况下,突然集体乘车开进国会,一番胡说八道之后,迅速通过了这份反动至极的《劳动法》。
民主劳总当天宣布立即开始总罢工,韩国劳总则在次日发动总罢工。数十万学生、工人、市民走上街头,其气势堪比推翻全斗焕政权的6月抗争。讽刺的是,当年领导抗争全斗焕的人,正是金泳三。
结果这位老哥面对滔天怒潮,竟然在答记者问时说:“哪个发达国家会发生这样的劳动争议?”
哪个国家有你这样的总统啊……

在工会抗议了40天之后,在野党的金大中引领了法案的修改,向劳动者做了少许让步,但依旧放开了非正式用工的大门。
这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屋漏偏逢连夜雨,第二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不堪重负,接受了IMF的支援,从而在经济上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殖民地。
IMF为韩国开出的药方是执行紧缩政策,在劳动力市场上则要韩国为了应对危机扩大非正式用工的规模。
IMF的建议相当新自由主义,而韩国资本家也非常会顺杆爬。IMF也许只说在危机状态下可以使用派遣工,但韩国资本家迫不及待地表示,非正式工,什么时候都好用。

1998年,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之前还帮工人说话的他,一掌握总统大权,为了实现经济复苏,也信了资本家的鬼话。非正式工在韩国的规模瞬间扩大。
金大中政府颁布了《派遣法》,彻底为中间剥削开放了道路。
在金大中任期内,韩国非正式工的规模迅速突破30%,人数达到数百万,韩国也被称为“临时工之国”。根据韩国统计局2011年的数据,2011年底非正规劳动者人数达到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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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资本家虽然猖狂,可以滥用非正式工制度,工人却也不是逆来顺受的小猫小狗。巢被捅了,雀儿都要叫几声,劳动者面对剥削,也会反抗。
可是,资产阶级决心要实现自己的利润时,他们对工人反抗的打压也是丧心病狂的,也会是无视他们自己订立的一切所谓“法律”的。

韩国工人面对“临时工之国”的悲惨境地,开始了坚定的反抗。非正式工人艰难地组成工会,发动罢工,要求取消非正式雇佣。这样的斗争此起彼伏。
但韩国资产阶级的疯狂令人咋舌。
不少资本家成立了私人安保公司,雇佣退役的义务兵警察和退休的特战人士,组成“保护工厂和现场”的安保队伍,被称为“用役”。这些人受过专业训练,装备全部采取警用镇压装备,专门对付罢工。哪里有罢工出现,他们就按资本家的指令赶到哪里,恢复“工作场所的秩序”。

按理说,这种私人暴力武装的存在,违反了包括宪法和国家安保法在内的一切韩国法律。但是,他们就是干了。
2012年7月27日,专业生产汽车排气系统用波纹管的韩国SJM集团发生罢工,其在京畿道安山设立的工厂被工人占据。这场非正式工人发动的工业行动立刻掀起风波。
SJM集团未做任何沟通,竟悍然雇佣了一家名为Contactus的私人安保公司,派出“用役”赶往当地镇压罢工。

身穿黑袍的300多名“用役”们拿着警用的棍棒和盾牌,冲进罢工工人的队伍中,军用战靴践踏在倒地工人的躯体上,受伤的工会成员绝望地高喊。
为了对付这些野蛮的爪牙,工会成员报了警,然而到达现场的警察竟然称这些私人安保公司的打手为“战斗警察”,并且出警之后拒绝处理,掉头就走。
在用役的镇压下,工会成员身受重伤。
愤怒的左派媒体Oh my news的记者质问警方:“用役们在打人、破坏罢工,损毁现场,但是警察什么都不做吗?你不代表公权力吗?”警察却无耻地说:“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不清楚。”

韩国著名劳动音乐家金浩铁同志曾写下一首名叫《警告》的歌曲,其中唱道:“警察们啊,用役们啊,你们做了资本的爪牙!工人正当的斗争,却用暴力来镇压!以牙还牙,以剑还剑,让我们厮杀到最后吧!”
这泣血的歌词,表达了韩国工人对这些暴力爪牙的愤怒。
而令人感到可悲的是,这些用役被雇佣的方式是什么呢?也是派遣雇佣,也就是说,资本家在利用非正式工镇压非正式工。
所以在《警告》的下半段中,歌词是这样:“警察们啊,用役们啊,不要再挑衅我们了!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是这片土地上的劳动者。看看你背后的那些家伙,看看这资本的世界吧!”

可悲,确实可悲啊。
除却资本家野蛮的镇压之外,韩国民主化之后的历任政府也没有放过可怜的工人。而且,就是在曾经为工会成员当过辩护律师的卢武铉和文在寅任职期间,韩国政府多次逮捕、镇压非正式工工会领袖,运用防暴警察暴力冲入大学校园,打击工人反抗。
甚至在卢武铉执政时期,还有警察质问罢工队伍:“给工会当律师的人都成了总统了,你们还游什么行呢?”

2017年,文在寅率领民主党夺回政权。众正盈朝之下,文在寅慷慨地宣布,要在5年内结束韩国的非正式工制度,让韩国不再有一个非正式工。
现在,5年过去了,韩国非正式工比例正式超过了哥伦比亚,高居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第一名……

独裁的总统还知道保护下工人不被非正式雇佣剥削,民主的、进步的总统却带头打压劳动者。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更有甚者,资本家还玩起了骚操作。由于韩国正式工和非正式工之间的待遇差距越来越大,资本家们有意识地分化两种工人,手动制造“卷王”。非正式工的待遇越差,受到的歧视越多,正式工的待遇越好,福利越棒。
这给了正式工们一种感觉,那就是公司越歧视、剥削非正式工,我的处境就越好。而如果非正式工全部转正了,我的待遇就会被他们分走。


明明资本家才是一切的始作俑者,但他们却制造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成功让自己置身事外,并通过劳动者之间的斗争,渔翁得利。
2021年,韩国亲资本的保守派媒体《中央日报》玩了一出高超的混账把戏,成功制造了左翼政党正义党与左翼工会民主劳总之间的矛盾。
《中央日报》做了一期企划,寻找韩国的“青年领袖”,邀请他们在《中央日报》发文章。
他们找到了初入政坛的韩国正义党国会议员,年仅30岁的柳好贞。


柳议员曾在民主劳总工作,后来加入正义党,一直负责非正式工组织的工作。可以看出,正义党与民主劳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关系也非常良好。
《中央日报》采访柳议员时,特意提到了民主劳总内部正式工组成的工会与非正式工组成的工会之间的矛盾,柳议员作为非正式工的代言人,自然表示这种“劳劳相杀”的局面让她十分痛心。
但是采访出街之后,这段文字被修饰成了柳议员的自述,看起来像是在攻击民主劳总偏袒正式工打压非正式工。

在一个历来亲资本反劳工的保守媒体上,发出这种攻击左翼工会的声音,其所产生的负面政治影响不容忽视。
采访一经发布,冤屈愤怒的情绪冲击着民主劳总的成员,不少人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对柳好贞议员进行回击。
柳议员的支持者也不甘示弱,纷纷发声,认为民主劳总反应过度。
其实,柳议员说的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但如今民主劳总的主席本人就是非正式工出身,让民主劳总愤怒的,更多的是被自家同志在保守媒体上指责的“背叛感”。

就这样,通过一篇企划,保守媒体成功离间了关系良好的左翼政党和左翼工会,并且在社会上造成了对左派很不好的社会印象,堪称收获满满。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在这种极致压迫的环境下,韩国年轻非正式工的痛苦可想而知。
“如果负责制定青年政策的人也是打过工、做过派遣(劳务)的年轻人,那该多好呀。那样可能就会制定一些让人更有共鸣的政策了。”
以派遣员工身份在京畿道安山工业园区工作的李美利兰赛(23岁)2012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天安和安山制造企业做派遣劳务。她已经先后辗转了五家公司。

不久前她曾在安山工业园区一家大规模制造企业的内部转包公司做派遣员工,现在又踏上了寻找新职位的征途。公司说工作量积压严重,患了流感也不给批假。就在几天前她因为一时生气从公司辞职。
她说“新闻说现在是‘青年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的时代’,但我完全感觉不到,就业岗位本身并不缺乏。问题在于,那些太简单得到的非正式职位,一般都会受到企业的轻看”,“不仅以工作量为主极力压榨劳动,工作期间,在工资、休假、福利等方面的待遇也与正式员工存在很大差别”。
她虽然正在求职,却未能得到失业救济金,因为她不仅没有加入六个月以上雇佣保险,还属于自动辞职。这次她希望找个好点儿的地方工作,但由于需要赚钱补贴家用,她很可能会再次选择比较容易找到的“不稳定”工作。

陷入循环,周而复始。韩国非正式工的悲惨状况,目前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无论派遣还是外包,还是第三方合同,创造这种用工方式的初衷,都是为了应付短期性的雇佣,让企业可以节省其运营成本。退一步讲,这可以被归纳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之恶,平庸之恶。
但是如果这种雇佣模式被滥用,那么它所造成的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教训就在身边,这绝不可以是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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